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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如何区别人声的 原来是大脑这一区域起作用

我们是如何区别人声的 原来是大脑这一区域起作用

12月29日消息,我们都知道Siri和Alexa依靠诸多部件和云服务来了解人们所表达的意思,而研究人员最近发现我们人类大脑中有一个小区域也有着类似的工作能力。德国一所大学的最新研究发现,我们能够借助大脑颞叶将唐纳德·特朗普的声音与自己母亲的声音区分开,而颞叶是哺乳动物大脑的四大脑叶之一。
美国NOAA探索墨西哥湾发现“无头”浮游海参

美国NOAA探索墨西哥湾发现“无头”浮游海参

美国NOAA探索墨西哥湾发现“无头”浮游海参视频:美国NOAA探索墨西哥湾发现“无头”浮游海参浩瀚海洋下,到底蕴藏多少人类未知的事物?美国国家海洋及大气总署早前派出探测器,在墨西哥湾作今年最后一次探索时,发现一只奇怪的“无头”海洋生物。“无头”海洋生物其实属于海参类别,名为浮游海参(Enypniastes Eximia)。片中可见,鲜红色的浮游海参有一个切割奇异的身躯及类似翅膀的突出物,使用如脚的触须在海床上“行走”,享用沉淀物。浮游海参的头部似是一个皱起的部位,配以其他独特且罕见的特点,令浮游海参有不少花名,如“西班牙舞者”及“无头鸡怪物”。同一次探索中,研究人员亦捕捉到其他独特海洋生物的身影,包括卷曲乌贼及冰虫。研究人员指出,卷曲乌贼当时曾喷出墨水,可能是处于防卫状态。
SpaceX运载火箭“猎鹰重型”曝光 下月试射搭载跑车上太空

SpaceX运载火箭“猎鹰重型”曝光 下月试射搭载跑车上太空

“猎鹰重型”拥有更大的发射推力。“猎鹰重型”模拟发射场面。“猎鹰重型”可搭载更多及更重的货物上太空。“猎鹰重型”发射后,其推进器将降落回地球。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SpaceX)周三(20日)公开新的运载火箭“猎鹰重型”(Falcon Heavy),并于下月首次试射。“猎鹰重型”比现役的火箭拥有更大的推力,可搭载更多及更重的货物。公司行政总裁马斯克事前表明,新火箭有机会爆炸,因此首次试射将搭载其跑车。马斯克在社交网Twitter上载“猎鹰重型”在佛罗里达州机库的照片,其中一张更展示了火箭的27具引擎。马斯克表示,“猎鹰重型”的最大发射推力为510万磅,而它于下月试射的地点非常特别,所用的发射台曾于1969年,让搭载登月太空船太阳神11号的“土星5号”火箭发射。“土星5号”至今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高、最重、推力最强的运载火箭。根据SpaceX的计划,“猎鹰重型”将于本月底在发射台测试引擎,而首次试射则于该测试完成后数周进行。“猎鹰重型”可说是把3枚现役的“猎鹰9号”火箭组装在一起,而在首次的试射中,所用的其中2个推进器曾经发射升空。“猎鹰重型”升空后,3个推进器将尝试降落回地球,2个降落在地面,馀下的则降落在海上平台。马斯克早前在社交网明言,由于新火箭有机会爆炸,因此首次试射搭载的货物,将是他拥有的一辆Tesla Roadster跑车。他表示:“我很爱汽车在太空无重力状态下漂浮的想法,也许它于数百万年后被外星生物发现。”若然一切顺利的话,马斯克的跑车发射上太空后,将围绕太阳运行,而运行的轨道可远至火星。“猎鹰重型”日后将负责发射重型卫星,以及把货物运至火星。SpaceX表示,“猎鹰重型”可搭载14万磅货物至近地轨道、3.7万磅货物至火星、7700磅货物至冥王星。虽然“猎鹰重型”仍未服役,但SpaceX已计划建造更大型的运载火箭,取代现时的“猎鹰”系列火箭。
俄罗斯渔夫Roman Fedortsov探索海底千奇百趣 怪鱼满口“人类牙齿”

俄罗斯渔夫Roman Fedortsov探索海底千奇百趣 怪鱼满口“人类牙齿”

皱鳃鲨长有可怕的牙齿,被称为活化石。费多尔措夫认为这是一条狼鱼,它长有长长的犬齿。这只蟹的牙齿跟人类牙齿十分相似。这条鱼的眼睛竟然长在头顶上,十分诡异。水滴鱼的体形会随水压而变化。费多尔措夫开玩笑地用牙线帮这条鱼清洁牙齿。这只深海蜘蛛不禁联想到外星生物的模样。海底世界千奇百趣,俄罗斯一名渔夫喜欢为其非一般的渔获拍照,再公诸同好。当中既有8脚节肢动物,又有长满一口“人类牙齿”的怪鱼,每种生物均各有怪态,令人不禁联想到外星生物的模样。费多尔措夫(Roman Fedortsov)时常在Twitter分享古怪可怕的深海渔获照片,他长年于连接北冰洋的巴伦支海捕鱼,该海域深达1000米,因此他经常捕获很多奇形怪状的深海鱼。他曾捕得一只长着可怕牙齿、类似鳗鱼的皱鳃鲨,它属于原始物种,更被称为活化石。另外,不少人都知道深海动物的长相,在人类看来都会觉得比较奇怪。但原来不同水压对它们的体形亦有影响,例如生活在不同水深处的水滴鱼,便会有不同的外形。
灭绝物种真能复活?袋狼基因体现生机

灭绝物种真能复活?袋狼基因体现生机

袋狼又叫做塔斯马尼亚虎,是一种有袋类掠食动物,最后的活体目击纪录是在1930年代。 TAXIDERMIC SPECIMEN,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NEW YORK相关视频:我们应该让灭绝物种起死回生吗?灭绝物种复兴(de-extinction)曾经只是科幻构想,现在即将成真。学者正在试图找回旅鸽和长毛象等动物,且看他们讨论这些研究的意义。据美国国家地理(撰文:John Pickrell 编译:石颐珊):灭绝物种真的能复活吗?袋狼基因体现生机,最新定序的基因蓝图,有望协助科学家复制这种已在1980年代宣告灭绝的掠食性有袋动物。一具108年前保存下来的袋狼宝宝标本,为研究人员提供了充足且保存良好的遗传物质,让他们定序出这种动物的完整基因体,为已灭绝动物创造出品质绝佳的基因蓝图。根据这个月出版的《自然:生态学与演化》,袋狼的基因体揭露了这种有袋动物的演化,以及迈向灭绝的衰亡细节,这对复制袋狼的计划是关键的一步,甚至可能让这个物种起死回生。袋狼又叫做塔斯马尼亚虎,是一种体型如狼的肉食性有袋动物,曾经广布澳洲。袋狼在3000年前于澳洲大陆灭绝,但是在南边的塔斯马尼亚岛幸存下来,直到猎人在20世纪早期将袋狼逼至绝境​​(原因可能是为了保护牲口)。已知最后一只袋狼于1936年在荷巴特动物园(Hobart Zoo)过世1,但是这个物种有可能在野外存活到至少1940年代。该物种在1982年宣告灭绝。学者想要进一步研究袋狼的基因,以帮助他们了解这种掠食性有袋动物为何外貌与行为都演化得和狼如此相像。这两类动物的最近共同祖先可追溯回约160万年前,但它们却各自在世界的不同地区,保有非常相似的生活型态。「在我们探究过的任两个物种当中,袋狼和狗〔或狼〕是至今趋同演化最相近的例子。」这篇论文的主要作者,澳洲墨尔本大学的安德鲁.帕斯克(Andrew Pask)说。由于科学家已经掌握狗和近缘物种的基因体,因此定序这种灭绝动物的基因体,能够协助他们寻找基因中的趋同相似处,有助于从分子层面了解演化。「如果两种动物适应到外表看起来几乎一样,这会反映在它们的基因体上吗,你真的能在它们的DNA上找到演化得非常像的部分吗?」他说。化腐朽为神奇的标本2008年,帕斯克的团队首度取出灭绝物种的遗传物质,并且让它在活体动物身上运作,他们将与硬骨、软骨发育有关的袋狼DNA注入老鼠胚胎中。由于他们当时使用的DNA序列已经高度降解,几乎不可能定序出完整的基因体。博物馆里大约藏有750具袋狼标本,大部分都是毛皮和骨头,可用的DNA非常少。但是,有13只幼兽从袋狼妈妈的育幼袋中被取出,并保存在乙醇里;其中一只幼兽标本的遗传物质保存状况出奇地好。「这只育儿袋阶段的幼兽标本相当神奇,DNA不只完整,品质更是一级棒。」帕斯克说。团队将完成的基因体和狗做比较,发现虽然这两种动物的长相与行为奇妙地相近,但这两种动物的基因实际上并没有独立演化出相似之处。帕斯克说,它们的基因在发育过程中的启动和关闭时机,可能具有相似性。后续研究计划将进一步探索这点。但研究人员也确实有新发现:袋狼族群的遗传多样性,大约在7万年前至12万年前期间骤降。这出乎意料之外,因为科学家长久以来都认为这种动物的多样性在更晚近的时期才下滑。「我们一直都假定袋狼和袋獾一样,在孤立于塔斯马尼亚岛之后遗传多样性才严重受限,那不过是距今1万至1万5千年前的事,当时连接澳洲大陆的陆桥封闭了。」帕斯克说。另外一个解释,可能是这个物种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植被大约在同时期随气候改变)。研究结果显示,早在原住民约6万5千年前抵达澳洲以前,袋狼在澳洲大陆的族群数量就已经下降了。物种真能起死回生?人类的狩猎最终扫光了袋狼,有些专家因此希望新的基因体或许某天能成为救活灭绝动物的工具。「在所有晚近灭绝的动物中,袋狼的灭绝无庸置疑要怪我们,所以或许袋狼和旅鸽都应该是候选动物。」英国杜伦大学的演化生物学家与古DNA专家罗斯.巴奈特(Ross Barnett)说。麦克.阿奇尔(Mike Archer)是雪梨新南威尔斯大学的古生物学家与灭绝物种复兴(de-extinction)专家,他于2000年代主持一项探索袋狼复制的开创性研究计划;在2013年,他的团队成功复制另一种灭绝物种胃育蛙的胚胎2。「在这条路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是我认为帕斯克的团队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20年前我们认为荒谬不可行的事,现在已变得愈来愈可能达成。」阿奇尔说。帕斯克虽然承认他很乐意把袋狼带回世上,但是「制作出完整功能的基因体,和把基因体定序出来,是两件非常不一样的事情,所以眼前还有巨大障碍要克服。 」尽管如此,他还是希望有一天有可能利用近缘的有袋动物,进而揭开基因体之间的全部差异,然后编辑这些差异来重新创造出袋狼。他估算着说:「至少还需要十年,我们才会有技术开始复兴灭绝物种。不过,你永远猜不到这些技术发展的速度有多快。」
探索委内瑞拉亚马逊河流域秘境里的巨大岩画

探索委内瑞拉亚马逊河流域秘境里的巨大岩画

塞罗平塔多(Cerro Pintado)巨大岩画的空拍照片,使用了影像重叠强化技术。 PHOTOGRAPH FROM DR PHILIP RIRIS由上而下的空中俯视图,上面有着主雕刻以及解释用的雕刻画。图像的底部是北边。 PHOTOGRAPH FROM DR PHILIP RIRIS据美国国家地理(撰文:Sarah Gibbens 编译:陈军名):探索亚马逊秘境里的巨大石画,考古学家希望利用大范围的影像编目,来更加了解殖民之前的原住民生活。「原住民神话直接指明了太阳神的居住地就是急流,」伦敦大学学院的考古学家菲利普.里里斯(Philip Riris)说:「另一个神话说,当世界树(世上动植物的起源处)倒塌时,树冠落入奥利诺科河,于是就造成了急流。」里里斯说的急流,指的是奥里诺科河中的阿图雷斯急流(Atures Rapids)区。奥里诺科河流经委内瑞拉西部,地处亚马逊河流域。在这条河上,有五座岛屿位于船只无法进入的区域。这些岛上有着世界上最大、最具考古价值的岩画。该地区的地形使其成为当今活动的枢纽,考古学家们相信2000年前也是如此。里里斯在最近于《古代》(Antiquity)期刊上发表的岩画研究中指出,急流是「民族、语言和文化的融合区」。该地区的岩画主题多元,且以相似的风格雕琢而成,显示出该地区曾经是聚集了不同群体的枢纽中心。里里斯和伦敦大学学院的考古学家组成团队,开始对岩画进行不仅是规模最大、同时也是最详细的分类编目。他们希望能利用他们的纪录,来研究这个地区在欧洲殖民以前的生活,并将原住民的多元文化拼出一个更大、更详细的样貌出来。运用高科技工具为了获得这些图像,里里斯使用了配备摄影测量相机的无人机。这种高科技相机使用的摄影技术,能以三维形状呈现出主体。里里斯说:「无人机是最好的工具,因为某些岩画的尺寸很难从地面看清楚。」他指出:「某些时候,当我清理雕刻的地方让我无法看清全貌时,就没办法察觉着手清理的其实是单一幅巨大的岩画。」目前发现的最大岩画是一只长角的蛇,从头到尾测量大约30公尺长;另一处集结多个岩画的区域面积超过300平方公尺,考古学家至少在这里发现93个岩画,有些图案长达几十公分。根据里里斯的描述,人类和动物的图案在阿图雷斯急流区的岩画中比较常见。概念性艺术一位被众人围绕的吹笛手是很常见的岩画主题,这代表的可能是四季更迭。在该地区雨季来临前,奥利诺科河会因为水位下降而露出一些岩画。这些岩画固然对考古学家的研究有所助益,但它在数千年前也可能在仪式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另一个经常出现在岩画里的是考古学家称为「c-scroll」的图像,也就是两个相对的螺旋。这种图案出现的最北纪录在加勒比海,最南纪录则是亚马逊流域的中部。先前的研究指出,这些螺旋代表的是男性的性能力和生育力,但里里斯认为委内瑞拉发现的这种图案,很难确切说出它代表的意义,因为图像符号在不同的地区往往有着不同的意义。里里斯表示,如果想知道哪些图案和石画是由哪些原住民部落创作的,还需要更多的研究。但他希望有一天这个地区在欧洲殖民前的原住民生活轮廓,能够完整拼凑出来。
澳洲西岸外海小岛发现恶名昭彰“巴达维亚号”船难的集体墓穴

澳洲西岸外海小岛发现恶名昭彰“巴达维亚号”船难的集体墓穴

和其他巴达维亚号船难的遇难者不同,最新发现的多人冢呈现整齐的埋葬,没有暴力相关迹象。 PHOTOGRAPH COURTESY ALISTAIR PATERSON, 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考古学家希望透过进一步分析400年前巴达维亚号船难与后续叛变的罹难者,能够对这艘船的乘客有更多了解。 PHOTOGRAPH COURTESY ALISTAIR PATERSON, 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视频:集体墓穴诉说着400年前「谋杀之岛」上的骇人悲剧据美国国家地理(撰文:Michael Greshko 编译:石颐珊):巴达维亚号(Batavia)的其他乘客都被扔下船或者砍头,但最新发现的罹难者遭遇的命运略为温和。古学家在澳洲西岸外海的小岛上发现一座集体墓穴,它和一件恶梦般骇人的船难事件有关,相形之下小说《苍蝇王 》(Lord of the Flies)的内容显得温和多。坟冢躺着五名巴达维亚号(Batavia)的乘客,这是一艘荷兰东印度公司(Dutch East India Company)的旗舰,在1629年由荷兰前往爪哇的首航中沉没。这些遗体整齐排放下葬,没有历经暴力的迹象,可能沉船不久后就死于脱水――在疯狂降临其他幸存者之前。众所皆知,船只在灯塔岛(Beacon Island)附近的晨礁(Morning Reef)触礁以后,巴达维亚号许多其他乘客都被叛乱者杀害。这般暴行的痕迹在考古学家发掘出的其他坟墓里比比皆是。例如一副男性骨骸的头顶被利剑削去。他的遗体被随便地拖到最后安息之地。巴达维亚号的指挥官法兰西斯科.佩萨特(Francisco Pelsaert)把282名生还者留在灯塔岛(Beacon Island)――离澳洲海岸80公里远的豪特曼阿布洛霍斯群岛(Houtman Abrolhos)一部分――上,自己便试图寻找邻近水源,但不久后岛上就陷入混乱。多亏他惊人的坏运,他花了三个月才带着援助回来。趁佩萨特不在的时候,一名秉持享乐主义的商人耶罗尼莫许.科涅利兹(Jeronimus Cornelisz)掌握了大权并且指使了数十起谋杀,甚至杀害妇女与小孩。但当他派去探勘其他岛屿的人回头背叛他时,他的恐怖统治也跟着终结;佩萨特回返后,科涅利兹和多名追随他的叛乱者遭到处决。船难后总共有115人死亡,多数遭到屠杀。灯塔岛如今有个昵称叫「巴达维​​亚号坟场(Batavia’s Graveyard)」,有些媒体则称呼它「谋杀之岛(Murder Island)」。「这个故事很猎奇,对吧?」杰瑞米.格林(Jeremy Green)说,他是西澳洲博物馆(Western Australian Museum)的海洋考古学负责人,研究巴达维亚号船难逾40年。 「我还没听过一样糟的故事。」照亮悲剧的一道光灯塔岛发现的乱葬冈纵然悲惨,却贡献难得奢侈的科学材料。因为佩萨特在事件后出版他的日志,使考古学家能将他们的发现和详尽的历史叙事相对照。这是一连串科学家已经追寻数十年的探索。事实上,格林说1963年巴达维亚号的发现促使西澳洲通过保护该州水下考古遗产的法案――地球上最早的相关法律。虽然当时灯塔岛上就发现一些遗存,后续依然耗费20多年才找出更多巴达维亚号的罹难者。 1980年代晚期,灯塔岛的渔夫在为浴室挖水沟的时候被人骨绊倒。 1994年考古学家开始发掘该遗址,里面有三名成人、一名青少年、一名儿童和一名婴儿的尸体。那年以后,考古学家持续搜索新的墓冢。「在我们的研究计画期间,过去三年总共在灯塔岛中央地带发现十具遗骸,提供珍贵的新资料,」西澳大学(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教授丹尼尔.富兰克林(Daniel Franklin)在一份声明中说。阿姆斯特丹大学(University of Amsterdam)的体质人类学家莉丝贝特.斯密特(Liesbeth Smits)计画测量新发现遗骨的精确元素组成,这是能指向罹难者饮食与家乡的化学线索。 「人如其食,」她说。她之前已经利用这项技术发现虽然巴达维亚号的母港在荷兰,它仍有许多来自斯堪地那维雅、英国、法国与德国的乘客。格林说,这组世界性的船员有其时代背景。 1620年代,欧洲深陷惨烈的三十年战争(Thirty Years’ War)苦海,而且荷兰依然在和西班牙打长达数十年的独立战争。加入荷兰东印度公司有其风险;三个出航的欧洲人只有一个回得来。但随着当时各种冲突使许多人一无所有,有些人视巴达维亚号为出路。「人们走向机会。(他们可以)吃饱并且领取合理的好薪水,够幸运的话还有希望赚一笔小钱,」格林说。针对这些无疑倒霉乘客的研究持续进行。格林说研究团队明年会出版他们研究发现的学术论文――以科学之光揭开将近四个世纪以前的黑暗暴行。「我做这工作非常久了,所以我已经习惯看到暴力横死,」斯密特说。在巴达维亚号的案例里,「你知道他们身上究竟发生什么事,也知道那有多惊悚,(所以)有时感受切身,但你得永远保持客观。」
为美国打响二次世界大战第一枪 菲律宾海底发现太平洋战争中沉没的华德号驱逐舰残骸

为美国打响二次世界大战第一枪 菲律宾海底发现太平洋战争中沉没的华德号驱逐舰残骸

为美国打响二次世界大战第一枪,菲律宾海底发现太平洋战争中沉没的华德号驱逐舰残骸视频:为美国打响二次世界大战第一枪,菲律宾海底发现太平洋战争中沉没的华德号驱逐舰残骸微软创办人保罗艾伦率领的团队,在菲律宾海底发现为美国打响二次世界大战第一枪、在太平洋战争中沉没的美军华德号驱逐舰(USS Ward)残骸。探索团队日前公布有关片段,让这艘在海底沉睡长达73年的军舰重现世人视线。保罗艾伦的探索团队透过高科技勘探船海燕,于偷袭珍珠港76周年前夕的上周五(1日),在奥尔莫克湾海底拍得华德号残骸的珍贵片段,并于周三(6日)对外公布。可见华德号虽然破败不堪,但仍然可以隐约分辨出其船体。1941年12月7日,于日本偷袭珍珠港前1小时,华德号发现日方一艘不到25米长的袖珍潜舰跟踪美军军舰进入珍珠港,于是果断地开火将它击沉,此次开火被视为美军在第二次大战期间的第一枪。在珍珠港事件3年后,华德号在菲律宾海域巡逻时遭日本海军袭击,舰只随即陷入火海,船员不到30分钟已被迫弃船。虽然当时所有船员被其他舰只救起,但华德号自此沉没海底。华德号并非保罗艾伦探索团队发现的首只二战沉没舰只,较早前他们亦发现曾运输组装原子弹材料、后遭日方潜艇击沉的印第安纳波利斯号,以及日本海军最后建造的超弩级战舰武藏。
世界上利用最古老的深穴环境:法国布鲁尼克尔遗址和早期尼安德特人

世界上利用最古老的深穴环境:法国布鲁尼克尔遗址和早期尼安德特人

世界上利用最古老的深穴环境:法国布鲁尼克尔遗址和早期尼安德特人(资料图:尼安德特人)据第三届世界考古论坛(伊科・盂拜尔):我们对尼安德特文化(距今25-4万年),尤其是其早期阶段(距今25-13万年)知之甚少。除了石质工具、工具组合和极少数骨质工具之外,尼人的手工制品极少保留。此外保留下来的还有红赭石和黑锰颜料以及丧葬遗址(在欧洲、近东和中东地区共约40处),这种现代性出现的迹象极其简朴,几乎没有准确定年,导致我们对这群人类祖先的认识十分有限。我们在此发表布鲁尼克尔遗址(法国西南)距地表深达330米处的整体或大部分破碎的石笋形成的环状构建的年代。石笋圈的规则几何形状、破碎石笋的排列和数处用火痕迹表明这是一处人类活动遗迹。我们对石笋圈中的石笋再生和烧骨进行了铀系同位素断代(U-Th)测试,辅以石笋圈中石笋顶部的测年,得出可靠的、可重复的定年:距今176500 ± 2100 年,此遗址成为人类活动形成的最古老的有准确测年数据的遗址之一。其336米的深度表明,这一时期的人类已经能控制地下环境,这是人类迈向现代性的重要一步。布鲁尼克尔洞穴深处的石笋圈最近发表在《自然》杂志之上。科研团队由来自法国、比利时、中国和美国的专家组成。布鲁尼克尔位于法国西南部(44°05 N, 1°66 E)亚奎丹盆地东南,在图卢兹省以北8公里,位于阿韦龙河流域,这一地区旧石器时代遗址密集,主要集中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洞穴的入口处有两条狭窄的通道,进入十分困难。我们必须爬行三十余分钟,并边挖掘塌陷的入口才能抵达长500米的巷道,幽闭恐惧症患者无法胜任此项工作。通过入口的过道之后,抵达一大片碎石废墟的顶部,其间杂有破碎的石板。这处洞穴位于地面以下336米,完全隔绝天光。我们对入口处堆积开展了研究,重点探索其年代问题。铀系同位素断代的较早结果表明此处非常古老,至少是中更新世晚期(0,3-0,13 Ma)。S. Verheyden认为碎石堆积可能早于石笋圈,问题在于此处是否是人类进入洞穴的通道。这片碎石堆积之上发现了大型更新世动物的遗骸,我们未经取样在原地研究的结果表明,其中包括:棕熊、狼、马鹿、驯鹿和山羊等。这些动物的年代尚属未知,但有可能来自中更新世。由于没有发掘,我们将对狼的遗骸进行测量,以确定他们的生物年代。熊也在巷道起点、碎石堆积底部留下了丰富的活动痕迹,包括冬眠洞穴、爪印和足迹等,这两处奇特的石笋圈最初是探险者发现的。1995年法国的一个洞穴探险杂志Spelunca上发表了一张地图,是关于这处洞穴最早的研究。Rouzaud及其合作者辨认出了建筑材料(破碎或完整的石笋)、截取材料的痕迹和方解石的再生。他们同时也在石笋圈中发现了一片烧火痕迹及烧骨。Hélène Valladas通过碳十四加速质谱仪得出了至少距今4.7万年的数据,但这个数据显然受到了方法本身的限制。首次发表之后,意料之中的是布鲁尼克尔遗址没有引起关注,尽管最初被判断为莫斯特文化,它的定年显然是很不清楚。只有 M. Lorblanchet (1999), J. Clottes (2005, 2006) 和B. Hayden (2011, 2012)等学者论及布鲁尼克尔遗址,并将其认定为旧石器时代中期,或者认为石笋圈是尼安德特人所为。由于Fran?ois Rouzaud的英年早逝,以及洞穴限入令的限制,直到2014年才重新启动对该遗址的进一步研究。我们与Sophie Verheyden博士, Dominique Genty教授和Michel Soulier教授等学者一起研究石笋圈,并将研究成果发表于2016年的《自然》杂志上。我们的研究目标主要有二,首先,利用现代科研手段开展更精确的调查,以数据库形式更准确地描述石笋圈的所有构建元素;其次,采用如下概念指导定年:石笋顶端代表的是最老年份,而底部则是石笋圈年代的下限。石笋圈的年代应该在上下限之间。首先,石笋圈距离洞穴入口336米,建造于全洞最大的洞穴中央。石笋圈的材料纯粹为方解石。我们已经辨认出两大类结构:两个环状圈(A和B)和4个略小的石笋堆积(C, D, E, F)。其中最大者面积为7 x 5米,小的直径约1-2米。整个结构采用了420块石笋,估计采用了重逾2吨的石笋,因此该遗迹被命名为“洞穴制品”。进入洞穴的其它区域绝非易事。首先需要进行详实的埋藏学分析。固然部分石笋圈淹没在水中,而部分埋藏在土里。但是从埋藏学角度来看,主要问题是方解石的出现。石笋圈的大部分都被方解石覆盖,一精细层方解石、一层硬壳以及再生,均晚于石笋圈本身。通过3D建模,我们请团队中的同事尽量清除近期方解石,尤其是再生成分,以确保获得原始结构。此外很重要的一点是证明该结构与人类活动相关。我们计算并比较了熊的洞穴与两个石笋圈的尺寸。石笋圈的主要组成部分的方向和方位角相似,但没有明显的施密德曲线偏向。这表明这种堆积和坡度模式不可能是水流、质量流或者其它重力作用自然形成的。至于建筑材料问题,通过初步观察,我们发现“洞穴制品”基本上完全采用单体石笋而非钟乳石,偶见流石。同时我们发现,这些石笋甚少有完整的,基本都是碎块,明显是被打碎并截断所致。半数残块都是石笋的中段,其次是末梢和根部。石笋碎块有长短两类,其各自长度均有统一标准。这些测量和测试结果强烈表明这是一处人为工程。基于大型洞穴制品的存在,石笋圈的主圈可与其它建筑部分明显区分。主圈由一到两三层,甚至四层石笋整齐垒叠而成。有趣的是,石笋层的内侧放置较短的材料,意在支撑石笋圈。其它石笋则垂直置放于主圈旁,似乎是在等待备用。1995年发表的第一篇研究报告只确认了三处用火遗迹,而我们发现了十八处。六个石笋结构中全都有用火痕迹和包含火烧遗存的区域。只有一处用火遗迹发现在地面上,这是因为洞内的地表大多覆盖了一层方解石外壳,只有该区域的土壤暴露在外。我们已观察到烧骨、烟火痕迹、烧过的发红或发黑且有裂痕的洞穴制品,石笋圈中还发现十几枚黑色骨骼残片。我们对这些发红或发黑的区域进行了地磁测试,确认这些遗迹都经过加热,磁性图表明方解石层下方甚至还有三处用火遗迹。Genty教授测年取样的最大烧骨片就取自方解石层之下。另一件黑色碎片密封在所谓的“洞穴产品”和方解石再生层之间。这些遗存显然是人类加热所导致的,与分子和原子光谱分析结果一致。石笋圈的年代问题,主要通过对石笋方解石铀系同位素断代研究解答。石笋顶端是最老年龄,底部的再生代表了石笋圈的最新年龄。我们选取了十八件样品进行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铀系同位素测年。另有一件流石核和三件来自覆盖着烧骨的方解石硬壳样品。测年结果优先参考的是构建石笋圈的石笋,分布在距今17.7万年和40万年之间。更有趣的是覆盖在石笋圈上的方解石壳再生的年代,其两个最老的年龄刚好落在同样的时间框架内,部分与石笋圈中最年轻的石笋年龄相当。这个年代序列表明石笋顶端与方解石再生大致同时或略老于再生。烧骨表明了人类活动的存在,其年龄早于距今18万± 2万年。石笋圈中的流石年龄接近,表示这个时期(同位素阶段6)虽然处于冰川期,但其气候却足够温暖湿润,保证了持续的方解石沉积。这个结果表示石笋圈建于距今约17.6万年。石笋圈的建造需要选择特定的原材料(石笋),根据标准尺寸进行取材、破碎,并按计划运输及安置。所有这一切都需要一定程度的建筑技能,例如在两排构件之间插入支撑部件等。建筑过程中使用的“洞穴制品”的数量(420件)及其总重量(2.1-2.4吨)表明建筑过程简单而漫长。这项工作还需要相当的照明,考虑到进入洞室的通道较长,这必定是一项集体工程。而完成这样一个工程,需要有一个社会组织,从而进行设计、商讨和分工。布鲁尼克尔遗址对于早期尼安德特人研究的突出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它揭示了包括尼安德特人和早期尼安德特人在内的前现代人种对喀斯特地下深处洞穴的利用情况。这是目前为止这个年代的此类深穴环境遗址首次得到确认。此前发现的零星几处中旧石器时代遗址要么无法得到证实,要么只包含可见天光的入口处。目前最早的证据发现在欧洲(例如约距今4.2-3.2万年的西班牙埃尔・卡斯蒂洛和法国科维洞穴遗址)、东南亚/巽他、华莱士(距今约4-3.5万年的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Pettakere洞穴遗址)。这些遗址都不早于距今4万年,通常认为与智人相关,智人造访这些洞穴的目的在于其象征性与岩画,这实际上是另一个世界。其二,它表现了此前从未被报导过的精密建筑活动。除法国尼斯的Lazaret洞穴遗址(距今13-16万年)之外,大多数欧洲的此类遗址都是开放场地,属于居住建筑。例如荷兰Maastricht-Belvédère,乌克兰的Molodova I,罗马尼亚的Ripiceni-Izvor和法国的La Folie等遗址,主要都集中于中旧石器时代晚期。在此我们不准备讨论布鲁尼克尔遗址的功能,因为由Brian Hayden教授主持的这方面研究才刚刚起步。其三,发现了保存火的遗迹。中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用火遗迹十分罕见,布鲁尼克尔洞穴中应该使用过可移动的灯或者火把,但是我们也知道,考古发现最早的灯不早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我们的发现表明,布鲁尼克尔遗址的尼安德特人已经具备了某些现代性要素,其出现时间远早于此前所知,早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使用石笋也十分引人注目。远离入口的石笋圈表明尼安德特人已经掌控了这种奇特而危险的环境,我们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重要的一步。个人简介:伊科・盂拜尔曾在巴黎第一大学学习考古学,专长旧石器时代考古。他于1984年以尼安德特人的工具/石器为题完成学位论文,然后就职于文化局,先后在艾克斯省(1986-1990)和图卢斯省(1991-2002)年负责法国东南和西南地区的史前考古工作。在南部-比利牛斯地区,他致力于史前洞穴遗址的管理工作。他在诸多史前考古和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委员会中任职,包括法国国家高等考古研究院、拉斯科洞窟科学委员会和科维岩洞研究委员会等。他于2002年被委任为波尔多大学史前考古教授。受科研及高等教育部委托,他创立了人类学和史前考古及地质学实验室。他协助创立了PACEA实验室(全名从史前到当代:文化、环境和人类学)并于2004到2010年间出任该实验室负责人。他致力于尼安德特人聚落与旧石器时代中期技术研究,同时也指导旧石器时代晚期岩画洞穴遗址研究工作。他曾率队在蒙古国和伊朗开展工作,并参与过亚美尼亚、也门、中亚和西伯利亚地区的相关工作。目前他在法国西南部指导库萨克洞穴遗址和布鲁尼克尔洞穴遗址这两项重要田野发掘。他撰写了数百篇论文,并撰写或指导了十五本专著,参与了大量的展览和纪录片拍摄工作。
欧洲青铜时代斯克吕斯楚普女尸之谜

欧洲青铜时代斯克吕斯楚普女尸之谜

资料图:1948年在丹麦沼泽发现的青铜时代女性尸体据第三届世界考古论坛(卡琳・弗莱):欧洲的青铜时代亦称“欧洲的第一个黄金时代”,这一时期,得益于远程交流的活跃,技术创新、社会变革和知识传播突飞猛进。鉴于其重要性,各个领域的学者们都密切关注青铜时代 ,但至今仍有许多问题无法解答。解答青铜时代社会诸多谜题的关键在于理解远程交流和古代人的流动性。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北欧青铜时代(公元前1700-500)的历史文化遗存仍在地表清晰可见,其中包括不可胜数的墓冢、祭祀还愿堆积和岩画等。除此以外,丹麦还有大量令人称奇的保存完好的人类遗存:例如著名的橡木棺人。这些古人遗骸代表的是史前时期的社会精英,这一至关重要的时期是今天的欧洲雏形的产生阶段。这些遗骸对于理解世界史上这一重要时期国际贸易网络的建立和维护至关重要。横跨整个北欧地区的外来手工制品的出现暗示着该地与遥远地区之间的密切联系,目前还不知道这些外来产品的流动究竟是发生在相邻的酋邦之间(低流动性),还是通过一些远途旅行的人携带而来(高流动性)。更有甚者,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北欧的青铜时代人类的活动力非常有限,甚至认为较强的人类流动性是由男性战士完成的。由于古DNA和锶同位素(87Sr/86Sr)分析的突出贡献,关于古人迁徙的研究发生了一场知识革命。古DNA分析的是大年代和地域框架下的人类迁徙,锶同位素分析则为个体迁移提供了重要信息,从而为确定某些特定遗址的人类迁徙提供了可能性。 最近,通过牙釉质(亦或骨骼)的锶同位素(87Sr/86Sr)分析,史前人类的流动性个体案例研究取得了极大成功。基于若干年的个体平均饮食消费,牙釉质(例如第一臼齿)分析揭示了个体地缘背景,进而提供了可供追踪远程移动的比值。我们进而发展出能够应用于头发和指甲的分析方法。这些新进展为探索以月为单位的短程人类流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古代个体流动性研究精度飞速提升,从以若干年为单位提高到以月为单位。因此,我们可以把某一个个体的短程和远程的流动性加以确认和区分,从而复原一个人一生的运动轨迹,辨认出其复杂的旅行过程。这些分析结果给古代人类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为提升对于古代社会动力机制的了解创造了巨大潜力。新技术的出现与前沿技术的应用,开启了新的故事之门,使博物馆收藏的人类遗骨重新焕发出生机。橡木棺葬欧洲的青铜时代见证了国家形成和城市化的最初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之一是由精英团体发起的知识的转变与传播 。在丹麦早期北欧青铜时代传统中,社会精英以橡木棺葬入墓穴,墓上建封堆。高等级墓葬中保存的人类遗骸是欧洲保存最好的史前人类遗骸。封堆既保护了墓穴,又令其在地表显而易见,便于后辈缅怀先人。在整个青铜时代,一个封堆可能被后续的墓葬反复利用。一座或者一组封堆实际上可能是一处墓地,人们反复回到此地埋入新的死者,绵延数百年。今天这些封堆仍然在地表显著可见,是见证欧洲最早的全球化历程的史前社会的生动记忆。青铜时代女性之谜研究项目“青铜时代女性之谜”是一个为期三年的多学科研究项目(2016-2019),该项目旨在探索丹麦青铜时代女性的流动性、身份和社会角色。项目以上述保存完好的橡木棺为出发点,探索北欧青铜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和主题。该项目肇始于令人称奇的最具标志性的橡木棺葬女性“艾格特福德少女”(发表于2015年),为史前时期单个个体的远程移动提供了最早的证据。艾格特福德少女的衣服上的羊毛纤维被证实来自远离她的葬身之所的某一地点。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艾格特福德少女的惊人发现仅仅只是案例吗?还是那个时期的其他女性也都有同样的远距离旅行的经历?尽管这个问题似乎不可能得到答案,丹麦仍然有条件为这个引人入胜的话题提供一些线索,因为这里有保存良好的橡木棺精英女性墓葬,其中两名(分别命名为斯克吕斯楚普女尸和博拉姆?埃肖女尸)的状态尤为良好。这两项发现都与艾格特福德少女年代相近,埋葬方式也一致,都是封堆下的橡木棺葬。此外,“青铜时代女性之谜”旨在从微观到宏观角度探索青铜时代女性,为她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提供新的知识,研究的问题如下:1.青铜时代女性的流动性如何?A) 微观层面: 高精度青铜时代精英女性个体移动性,以斯克吕斯楚普女尸和博拉姆?埃肖女尸的案例研究为例;B) 宏观层面:大量个体的移动性,包括用以比较的男性和儿童。2.青铜时代的女性在远程贸易网络中是否扮演某种特殊角色?3.我们能否确认青铜时代女性的不同身份?我们运用了一系列当前最尖端的科技考古方法来解答这些问题,其中包括放射性同位素分析(87Sr/86Sr)、稳定同位素分析(δ13C and δ15N)、显微分析、法医学分析(包括CT扫描)、古DNA分析以及相应的考古学背景研究。这些方法手段协同增效,为我们理解这些精英女性的生活及其所处的社会动力机制提供了全新的、多层次的信息。斯克吕斯楚普女尸之谜斯克吕斯楚普女尸出土于1935年丹麦南部的墓冢。墓冢建于北欧早期青铜时代(公元前1700-1100),由多层倒置的草皮垒建而成,底部环绕石墙。部分青铜时代墓冢内部的富铁层构成了一个饱水的厌氧环境,从而达到密封墓室的效果,斯克吕斯楚普大冢即属此类,这种环境使有机物得以完好保存。斯克吕斯楚普女尸的墓冢是一组由八座墓葬组成的墓葬组的一部分,这具遗骸是该墓冢的主要埋葬内容,其骨骼甚至软组织保存良好,后者包括部分脸颊、下颌、眉毛、眼皮、眼睫毛和长发,至今只有头发保留下来,长达60厘米。斯克吕斯楚普女尸的头发梳成极其复杂的发型,不属于当地的典型发式。她的骨骼,尤其是牙齿的大部分都保存完好。像其它橡木棺葬一样,斯克吕斯楚普女尸安置于牛皮之上,她身穿一件短袖羊毛衬衣,袖口和领口有刺绣装饰,从腰到踝裹有一条方形羊毛织物,以带系于腰间。另外,她还戴有一顶羊毛软帽、腰带上系有一枚角梳,耳旁有一对大型螺旋形金耳环。对斯克吕斯楚普女尸遗存进行的体质人类学研究最早开始于1939年。首次牙科检查表明除了智齿之外,她的牙齿全部可见。上颌中的智齿尚未完全发育,下颌的智齿尚未萌出。牙齿状况良好,没有任何龋齿和其它牙科疾病。因此推测这具遗骸属于一名不超过20岁的青年女性。我们基于骨学材料评估标准对她进行了体质人类学分析,同时采用了CT 影像和3D可视化技术。性别判断是基于标准体质人类学技术,建立在髋骨、骶骨形态学特征,股骨头最大径以及长骨形态等判断的基础之上。在所有这些新的研究基础之上,我们重新估算了斯克吕斯楚普女尸的死亡年龄,对长骨骨骺愈合情况、骨盆带、骶骨边缘以及牙齿的发育和萌出情况都进行了重新评估。两组研究都认为她的可能死亡年龄在17-18岁,她在同时代属于较高个体(接近1.7米)。我们对斯克吕斯楚普女尸的一枚第一臼齿和一枚第三臼齿(智齿)的牙釉质进行了锶同位素分析。人类牙釉质的耐岩化性使其成为考古学追踪人类迁徙的重要材料。第一臼齿的釉质在胚胎期形成,最终于三岁左右矿化,因此它提供了个体童年出生的信息。反之,第三臼齿的牙冠变量更大,代表的是从青春期早期直到约16岁之间的长时段的信息。我们同时提取了这两枚牙齿,以便创造一个长时段的时间表,与斯克吕斯楚普女尸生前曾经居住过的地方相对应。由于现代人的头发大约每个月生长1厘米,通过多学科的追踪调查,头发实际上可以提供高精度的饮食和活动历时信息 。由于斯克吕斯楚普女尸复杂的发型及其埋藏地点独特的考古学特征,需要在获得可靠锶同位素分析所需的样品量和文物保护之间达成平衡。为了实现头发的锶同位素研究,我们将长达42.5厘米的头发截成17段,代表了死亡之前51个月的生长周期。我们的锶同位素分析结果显示,斯克吕斯楚普女尸来自遥远的外地,她的出生地与埋葬地相聚遥远。她的部分头发片段的锶同位素比值为本地值,但也有部分片段的锶同位素值与她的牙齿所记录的稍高的非本地比值接近。有趣的是,锶同位素比值的差异出现在死亡前47到42个月之间。我们推想这种相对较短的时间段所表示的是斯克吕斯楚普女尸从丹麦以外的地方移动到斯克吕斯楚普所需的时间。这个时期之后的头发片段上的锶同位素比值(代表的是死亡之前约40周之后)与本地比值相同。后者的范围与当地独有的同位素斯克吕斯楚普生物利用同位素值相符合。这说明进入斯克吕斯楚普地区之后,她很可能在斯克吕斯楚普度过余生。为了对斯克吕斯楚普女尸生前的饮食获取更多信息,我们对一段12厘米长的头发样品进行了稳定同位素分析。基于 δ13C 和 δ15N的同位素数据被认为是饮食导致的,因此,可以用来区分古人是陆地型还是海洋型饮食结构。稳定同位素分析同时也可以对饮食的季节变化提供信息,可以确定生理学影响。这些分析表明斯克吕斯楚普女尸是陆地型饮食,有季节性变化。也对一小段头发进行了古DNA分析。个人简介:卡琳・玛格丽特?弗莱是丹麦国家博物馆科技考古研究教授、“青铜时代女性之谜”项目负责人。她在哥本哈根大学科学系获得地质学与地球化学硕士学位,继而转向跨学科研究,在丹麦国家研究基金会的纺织物研究中心(隶属于哥本哈根人文学系)攻读科技考古博士学位。她的博士研究项目是以锶同位素方法探讨古代纺织品的原材料产地为核心。此后数年,她在丹麦和其它国家从事了数个博士后研研究,曾是瑞典哥森堡大学高级客座研究员。她现在主持多个国际跨学科研究项目,旨在探索世界各地史前人类和动物的流动性。卡琳?弗莱是高精度人类流动性研究的领军人物,此外,她积极致力于探索基于锶同位素对考古学遗存进行追踪溯源的新方法。她的研究屡获殊荣,其中包括:2017年丹麦Magisterbladet 研究奖;2015年皇家北欧古籍科学院Eilschou Holms 奖;2015年Archaeology杂志十大考古发现奖;卡琳・玛格丽特・弗莱于2017年5月成为丹麦皇家科学院终生院士。(卡琳・弗莱 丹麦国家博物馆)
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明的中心――石家河新石器时代聚落考古新发现

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明的中心――石家河新石器时代聚落考古新发现

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明的中心――石家河新石器时代聚落考古新发现据第三届世界考古论坛(孟华平):石家河遗址位于湖北省天门市石河镇,地处大洪山南麓、江汉平原北部的山前地带,是长江中游地区已知分布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延续时间最长的史前聚落群,面积约8平方公里。石家河遗址最早发现于1954年。1955年~1992年,考古工作者多次调查、发掘石家河遗址,确立的考古学文化序列与谱系及以石家河城址为核心的聚落群奠定了石家河遗址研究的重要基础,发现的蕴含丰富史前文明信息的大型建筑、铜器、玉器、刻划符号、祭祀遗迹等是探索中华文明进程的重要内容。这里的考古学文化主要经历了油子岭文化(距今 5900―5100年)、屈家岭文化( 距今5100―4500年)、石家河文化(距今 4500―4200年)、后石家河文化( 距今4200―4000年)等4个发展阶段 。其中,从油子岭文化到屈家岭文化再到石家河文化的基本文化特征非常相似,可以说是一脉相承。但到后石家河文化时期,其整体文化面貌发生较大的改变,存在文化谱系上的断裂或突变。为深入了解石家河遗址的布局结构、探讨石家河遗址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作用与地位,2008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石家河遗址为中心的150平方公里的区域进行系统调查,确认史前遗址73处。2011年,发掘确认石家河城址东南段缺口存在城垣堆积。2014-2016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天门市博物馆对石家河遗址核心区进行系统勘探,并重点发掘谭家岭、印信台、三房湾、严家山等遗址,共计勘探面积约3平方公里,发掘面积约3375平方米,取得一批新成果。其一、勘探发现石家河遗址核心区域存在多重人工堆筑的大型城壕遗迹,为宏观上认识石家河遗址的布局结构提供了新视角。新发现的谭家岭城址位于石家河遗址的中心,平面大体呈圆角方形,城垣东西长440米、南北宽390米,城垣内总面积17万平方米,城壕内总面积则达26万平方米。其二、发掘的谭家岭、三房湾、印信台、严家山等遗址,是深入研究石家河遗址聚落结构演变及石家河城址聚落功能区化的新物证。谭家岭城址北部揭示的城垣由较纯净黄土堆筑而成,城垣顶宽约14.5米、厚约3.1米,城壕宽约30米、深达9米,城壕淤泥中残存一排木构遗迹,其始建年代属于油子岭文化晚期,是同时期中国发现规模最大的史前城址。谭家岭遗址东部高地揭示的后石家河文化时期随葬玉器的瓮棺葬、石家河文化晚期面积达144平方米的大型建筑台基残迹以及屈家岭文化早期的土坑墓地,初步反映出该区域聚落格局的变化状况。三房湾遗址揭示的陶窑、黄土堆积、黄土坑、洗泥池、蓄水缸以及数以万计的红陶杯残件等,具有典型的制陶作坊特征,是一处石家河文化晚期至后石家河文化时期以烧制红陶杯为主的专业窑场。印信台遗址主要揭露出五座人工堆筑的台基以及沿台基边缘分布的100余座瓮棺、扣碗等遗迹。台基之间的低地填埋大量石家河文化晚期的厚胎红陶缸、红陶杯等废弃品及少量人骨残骸,有些废弃的红陶缸还呈现排列有序、相互套接的状态,部分红陶缸上新发现多种刻划符号,是一处石家河文化晚期多次进行祭祀活动的特殊场所,也是长江中游地区目前发现规模最大的史前祭祀场所。石家河城址南城垣西段缺口的城垣被石家河文化晚期的文化堆积叠压并叠压屈家岭文化早期的堆积,城垣之间的缺口宽约12米、残深2.6米,它至少在石家河文化早期依然存在,是人为设置的进出石家河城址的通道。严家山遗址揭示的墙体堆积被石家河文化晚期的文化层堆积叠压,其年代不晚于石家河文化晚期。石家河文化晚期至后石家河文化时期石块堆积的石块属极易破碎的灰白色白云岩,且部分石块可见敲打、磨平、钻孔等痕迹,具有石器加工场所的若干特点。后石家河文化时期20座瓮棺葬仅见30余件玉器废料,反映出瓮棺葬主人身份的新线索。其三,新发现一批后石家河文化时期的玉器,丰富了中华文明进程研究的内涵。谭家岭遗址5座瓮棺出土的240余件精美玉器是后石家河文化时期石家河遗址玉器的又一次集中发现,新见的神人头像、双人连体头像玉i、虎座双鹰玉饰、玉牌饰、虎形玉冠饰、玉虎、玉鹰等,不仅类型丰富、造型生动,而且技术精湛,代表了史前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玉器加工工艺的最高水平。上述考古工作为我们深入认识石家河遗址聚落结构的演变、区域文明中心的形成及在中华文明一体化进程的作用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石家河遗址核心区域存在的多重人工堆筑的大型城垣类遗迹及人工开挖的城壕类遗迹并非短期形成,而是经历了比较漫长的发展过程,其聚落结构的演变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年代最早的谭家岭城址位于石家河遗址的中部高地,其始建年代早到油子岭文化晚期并使用至屈家岭文化早期,此时,始建于油子岭文化早期的龙嘴城址废弃,距龙嘴城址北约6公里的谭家岭城址则成为油子岭文化发展的新中心。屈家岭文化晚期至石家河文化时期,石家河遗址的聚落结构出现明显变化,面积达120万平方米的石家河城址横空出世,位于石家河城址中心的谭家岭城址废弃但转变为重要的居住中心,以石家河城址为核心面积达8平方公里的石家河遗址聚落群开始形成。在石家河文化晚期,石家河城址外西、北部存在的两条人工堆筑的黄土墙体堆积可能系石家河城址的扩建工程。后石家河文化时期,石家河遗址的聚落结构再次发生显著变化,原有的城壕体系瓦解,聚落分布比较零散,未发现明显的聚落中心。长江中游地区的文明化进程大约开始于油子岭文化时期,出现了一系列社会复杂化现象,其中的谭家岭城址是同时期规模最大的聚落。发展到屈家岭文化至石家河文化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社会复杂化程度进一步加剧,成为中华早期文明多元格局中的重要代表。此时的长江中游地区已经形成文化面貌高度相似的文化统一体,存在十余座规模不等的城址所构成的网络体系,出现聚落等级与社会阶层的明显分化,社会分工日益细化,石家河遗址以其丰厚的文化积淀,无论是从长江中游地区规模最大的石家河城址看,还是从谭家岭大型居住址、印信台大型祭祀遗址、三房湾大型制陶作坊遗址等聚落功能的专门分区看,还是从出土遗物中刻划符号、孔雀石的代表性与出土遗物的丰富度看,无疑可视为长江中游地区文明的中心,具有文化引领与文化辐射的重要地位。多元一体是中华文明进程的重要特点。长江中游地区以石家河遗址为中心的区域文明发展进程到后石家河文化时期并未依照自身的轨迹运行,此时出现的非本区域文化传统的随葬玉器的瓮棺葬俗、大量涌现的源自中原王湾三期文化的陶器以及部分山东龙山文化因素等现象表明,长江中游地区早期文明的发展进程遭受黄河文明的强烈冲击被迫中断,以石家河遗址为代表的后石家河文化已被整体纳入黄河文明的进程中。虽然以石家河城址为核心的聚落模式瓦解,尚未发现这一时期明显的中心聚落,但石家河遗址多地揭示出的精美玉器、制玉遗迹、陶塑艺术品、铜器等,显示这里仍然存在发达的手工业,其文化依然相当繁盛,且瓮棺葬主人之间存在明显等级身份的分化,石家河遗址仍然可作为在后石家河文化时期中华文明一体化进程的典型代表。(孟华平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